科学与教育的组织领导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下半叶，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吴有训正值人生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事实上，他的确在教学、科研、教育管理和其他科学活动中都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除了前文已叙述过的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之外，他在担任教育领导职务后的种种不凡表现也引人注目。1934年，吴有训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之职，从此之后一直到1945年，吴有训在清华(及西南联大)与叶企孙先生及其他科学前辈一起，团结协作，推行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教育原则和办学方针，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培养出大批科学精英人才，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也为清华大学在不长的时期内就能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创造性的组织领导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今天仍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在长期担任教育领导角色的过程中，吴有训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育原则和工作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如下几点：
  第一，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尊重和注意发挥全体教职工的主体性。例如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时，凡遇比较重大的问题，如课程设置、经费的分配等，一律由全体教授共同商议决定，从不独断专行。在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时，由于该院是由三所学校的教职工组成，各种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但吴有训以自己坦荡的胸怀，力排狭隘的门户之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与全体教职工同甘共苦，一起奋斗，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维持了教学与部分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值得指出的是，吴有训不但很尊重其他教授，对于那些虽然职位较低但有真才实学的职员也同样十分尊重。
  第二，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即在招收和选拔学生方面坚持宁缺毋滥。如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和吴有训主持下，曾立下一条重要规定：每年的新生入学都要与系主任谈一次话，吴有训借此机会往往都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物理学？因为他认为攻读物理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必须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亦即物理系招收的物件，不应只是那些有能力读的人，而且也应是愿意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
  这个原则虽然有它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培养科学人才方面确曾显示出其特殊的效果：在抗日战争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总共不过五十余人，但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物理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栋梁之材，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电子学家陈芳允，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等。
  第三，坚持教师不脱离科学研究的原则，强调教师必须边教书边搞研究。他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大学乃"有大师之谓"的观点深为认同，并认为教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而不是教书匠，非得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不可，他指出："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习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已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已聘任的教师只有不脱离科学前沿研究，才是保持较高水准。他指出："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末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他本人就是这方面身体力行的典范。在他和叶企孙等先生的带动下，清华物理系的科学研究工作蔚然成风。同时，研究与教学紧密结合，也使教学本身有了更丰富、更新鲜的内容。
  第四，重视对外科学交流。吴有训虽然宣导学术独立，但他决不自我封闭，相反，他极力促进科学的交流。但他也意识到这种交流是"必须我们自己有些人在苦干的地方，才有较多的机会聘到外国真正的学者，才能利用聘到的外国真正学者。"亦即交流必须建立在自己有科学研究实力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吴有训等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高水准研究工作，引起国际科学界同行的注目，促成了当时许多国际大师级物理学家来华访问讲学。如1935年7月，现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应邀来华，在华期间曾应叶、吴之邀，在清华逗留两天，做了关于正电子问题的演讲；1937年初，国际物理学界哥本哈根学派领袖、丹麦物理大师N.玻尔来华，也曾应邀赴清华作了有关原子结构方面的报告。这些大师的演讲，使清华师生增长了科学最前沿的知识，开阔了眼界。此外，吴有训亦重视国内校际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外校兼过课，也组织过学生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进行参观学习。这些活动和措施，对清华物理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扩大学校的声誉均产生过很好的推动作用。
  本世纪三十年代，正值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专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吴有训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代物理学家中的佼佼者，其眼界是非常开阔的，他不但在清华大学发挥着巨大的光和热，而且也把自己的很大精力投入到推动整个中国的物理学事业当中去，其突出成果就是与其他科学前辈们共同创立了中国物理学会。学会成立大会1932年8月在清华大学召开，首任会长是李书华，吴有训不但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从1936年起，曾两度出任学会的会长(或理事长)。他积极地组织并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如出席学会的历届年会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担任会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并为之撰写论文、参加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审查工作等，为中国物理学会的早期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吴有训身兼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内二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主席或委员、校外中研院评议员、物理学会会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生活上却始终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他们全家与联大的许多教授家庭一样，住在离昆明市较远乡下的茅草农舍，每天去城里上下班，往返要走几十里路，全靠步行。
  吴有训在工作上除了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之外，还亲自讲授大学物理课，积极推动恢复研究院和留学考试，亲自参加研究院的教学指导，并主持留美入学考试，大批优秀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其中有汪德熙、胡宁、吴仲华、黄家驷、杨振宁、洪朝生、何炳棣、李政道等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杰出人才。
  此外，他还积极地推动创办清华金属研究所，进行应用基础和工业开发方面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直接为中国的抗战和工业服务，也为中国金属物理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如余瑞璜、王遵明、黄培云等。
  吴有训于194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全国当时只有40余人获此荣誉。他还于抗战期间受评议会的委托创办了《科学记录》，用外文发表国内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战时中国自然科学对外交流的唯一高级学术出版物，一方面向国际科学界展示中国的科学进展情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在战争环境下仍然坚持科学研究，不被困难所吓倒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吴有训又一次回到母校，而此次是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他布衣长衫、只身一人，从昆明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上任。出于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母校的兴旺发达尽一份力量。当然，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也有一种比较单纯的想法，认为自己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只要做得正，自然行得通。但在一种已经腐败的政治环境下，最终仍难以行得通，这也是吴有训最后唾弃国民党政权，走向光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央大学的二年，吴有训极力排除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但使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蒸蒸日上，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但他也因实施民主办学和保护进步学生的作法，而一直承受着当局从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吴有训对大唱和平民主高调的国民党曾抱有幻想，但这幻想很快就在亲眼目睹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破灭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做法极为愤慨，曾多次提出辞职要求，最后终于在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之机，滞留美国讲学访问，坚决不再就中大校长之职。
  在美国，吴有训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处从事短期访问和科学研究工作，一边收集科学最新进展的资料，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时局。此时，他通过亲身经历，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1948年中旬，吴有训伴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悄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回国后，他先坚决地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然后千方百计地摆脱了国民党高官利诱和裹胁去台的软硬兼施，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由南京转移到上海。在上海，一边在交通大学任兼职教授，一边积极地参与地下党所组织的联系各界知名人士联合抵制去台的活动，直到迎来上海的解放，迎来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