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兢业业尽职守

科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发展后，原有的房屋也日渐不敷使用。1951年2月，为推动基建工作，成立了科学院建筑委员会，由郭沫若院长指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陶孟和与竺可桢，委员有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二十余人。在吴有训的主持下，该委员会于1952年2月制定了暂行规程，将科学院的基建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并提出一系列科学院本部及各研究所的永久基地轮廓和建设设计方案的原则等。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为：科学院应选在靠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地方。从此时开始，中国科学院以中关村为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五十年代初，吴有训曾率团代表科学院对华东区科学院各单位的工作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整顿，这是科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对所属单位进行的大规模工作检查。吴有训根据院务会的指示精神，在检查工作中贯彻了如下原则：(1)检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工作，检查的是工作而不是人，所以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2)检查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其他方面都应环绕着这个目标进行；(3)检查工作在于启发各研究单位自觉检查，因此检查组要和各所领导打成一片，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并尽可能不打乱各单位原来的工作；(4)对检查中各所发现的问题，应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由各所讨论解决，检查不得包办代替。检查工作的实践表明，这几个原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吴有训后来在上海区检查工作总结会上说： "经过这次检查工作，院里也获得很大收获。首先，了解了上海各所的具体情况。老实说，院里过去犯了很大的官僚主义，对上海各所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所得来的情况，也只是上海各负责同志去北京时所作的汇报和平时的工作报告，这是很不够的。"在检查中，吴有训的工作组就华东区的人员组织情况、思想情况、研究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进行了调查了解，在肯定其工作成绩的同时，的确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他们发现一些身为科学家的所领导，因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工作组认为这是用非所长，出力不讨好，因此建议为其增设行政副所长，使其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投入研究工作。其次，吴有训在检查中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下，因不知道什么算是实际，院里也没有明确指示，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有的人甚至因此停止了长期的研究项目，转而去做自己并不专长的、水准亦很低的工作。如上海有机化学所所长庄长恭，放弃了擅长的甾体化合物研究，进行"只是做做实验，算不得什么研究"的有机玻璃的研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吴有训提出，科学院应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及产业部门密切联系，了解哪些问题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与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应加强对本门学科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院于1955年成立了学部，吴有训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从此明确分工领导科学院的数、理、化、天文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工作中，他特别关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例如，林兰英、王守武、陈能宽、孙湘、黄量、王天眷等科学家，在归国之初，他不但亲自接见，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而且细致地为他们做工作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等，使他们很快就愉快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此外，吴有训对国内培养出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五十年代一些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如于敏、章综、张乐潓等人，吴有训都很熟悉并时常关心他们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抗美援朝的需要，由科学院出面组织国内力量，推进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1952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工作会议。在会议前后，吴有训已多次会见有机化学所副所长、从事抗生素研究的有机化学家汪猷，与他商谈如何调整机构、组织力量的问题。翌年，成立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协作会，由吴有训担任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的有汪猷先生和卫生部、轻工业部及教育部的领导等。协作会在我国的抗生素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协调组织作用。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及抗生素生产和研究方针，领导各单位制定计划，推动检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使科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会上部署了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等四种最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两个月之后，吴有训又主持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在此后短短的几年里，我国的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有了迅速进展，到五十年代末，几种主要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已可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求医治病的需求。
  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初步获得成功，这一年的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专门的成果鉴定会。会上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研究结果已经足以证明合成工作圆满完成，应尽快向全世界公布这项成果；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有关证据还不充分，尽管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只占少数。作为鉴定主持人之一的吴有训副院长，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决定：一方面在《科学通报》上发一个简要的报导，另一方面迅速进行再一次合成，取得必要、充分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这个决定获得了全体鉴定委员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合成于次年的2月完成。四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鉴定会，一致通过全文向世界公布这项成果。公布之后，国际科学界，包括一些竞争对手也很快承认了我国的这项重大科学成就。吴有训在这次决策中，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宣导学术自由的精神和发扬决策民主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