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辉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有训当天晚上8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与喜悦之余，心中还有一星半点的苦涩与遗憾。他的恩师康普顿教授曾是美国核武器研制计划中的高级顾问，他的众多学生参与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却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毕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学生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学生的名单可以拉出一长串来：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胡宁等等，他们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学生们圆了老师的强国梦。在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亲切接见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时，周恩来总理特地请吴有训讲话。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同学们！" 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称呼不合时宜，赶紧改口为"同志们"，而下面的"同学们"此时已然发出了轻微的哄笑声。周总理见状立刻明白了个中奥妙，忙在一旁说："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呼'同学们'更好，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吴有训个人作为著名科学家，因受到中央的保护，未受到冲击。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倍受摧残，吴有训忧愤不已。为维护科学真理，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对一些极"左"的错误言行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曾应陈伯达等人的要求，组织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所谓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图发动一个新的反科学的批判运动。吴有训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严正指出：如果文章发表出去，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抵制下，这个批判运动没能搞起来，避免了一场国际笑话。
  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开始主要体现在了民间的一些交往上，包括著名的"乒乓外交"。另外，华裔科学家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在与他们的联系方面，吴有训又发挥了很大作用。1971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二十年来首次访华，就与吴有训有很大关系。当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为吴有训的学生，杨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与吴有训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所以，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吴有训就曾通过一些个人管道与杨振宁保持着联系。
  1972年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有大批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也有不少欧美科学家来华，吴有训在我国一系列最初对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过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2月，李政道夫妇第三次访华，年已八旬的吴有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发表祝酒演说。李政道事后回忆说：他当时深为吴老先生的讲话和他讲话时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所感动，从他身上已感到了科学春天的来临。晚年的吴有训似乎并未感到老之已至，仍在不知疲倦地工作。1977年7月，杨振宁访华，华国锋、邓小平接见时，吴有训抱病参加；8月，丁肇中第三次来中国，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吴有训仍然参加了会见；9月，陈省身归来，邓小平同志接见他时，吴有训依然出席作陪。
  1977年11月29日，吴有训还在家里会见了老朋友、地质科学院院长黄汲清，两人就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等话题谈了很久，最后还亲自将黄先生送到大门口。这是吴有训生平最后一次会见友人。第二天，他就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
  1977年12月7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有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乌兰夫、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科学界的同人好友数百人出席了追悼会。